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共发布了11项重要考古发现。 分别是： 泾阳蒋刘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时期）； 宝钛集团6T炉设备基础工程建设项目考古发掘项目（仰韶文化时期）； 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的部分揭露（龙山文化时期）； 太平遗址2022年度考古发掘收获（客省庄二期，已进入夏纪年）； 旬邑西头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商周时期）； 塔儿坡秦墓2022年考古新收获（战国晚期）；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考古发现与收获（2009-2022年）（秦代）；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村墓葬群（十六国北朝至唐代）；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隋唐）； 柳公权撰并书墓志的唐严公贶墓（唐代）； 靖边明长城清平堡遗址考古初步成果（明代）。

(资料图)

1.宝鸡发现仰韶晚期北方最早的地面式排房建筑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望林介绍，2022年2月22日至6月22日，为配合宝钛集团工程建设，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项目所涉及区域的古代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

该项目位于宝鸡市渭滨区钛城路以东宝钛集团老厂区内，本次发掘遗址300平方米。发掘仰韶文化时期遗迹28处，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窑址2座、沟2条。

根据出土器物判断，遗迹时代均为仰韶晚期。

9座房址中有地面式排房5座（编号F1-F5），其中F1、F2为一排，位于排房中部，在其南部有F4，在其北部有F3、F5。五座房址之间均有隔墙，总面积108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房址建设时原始地表经平整处理，房屋地面经料姜石粉末涂抹处理，先后有3层，表明曾反复使用。

仅在F1、F2正对门道处发现有地面式圆形灶址，所有柱洞均位于房址内。在一处墙体位置与房屋地面连接处有料礓石涂抹层上卷迹象，推测为木结构墙。

还发现半地穴式房址4座，平面呈圆形，面积较小，地面为生土地面，地穴上部四周有圆形柱洞，柱洞呈斜向。窑址保存较差，发现有火塘及烟道。

胡望林表示，本次发掘发现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是关中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排房建筑。在其之后的排房要到龙山时代晚期山西碧村遗址、临潼康家遗址、泾水流域打石沟遗址中才出现。宝钛项目夯土墙体大型排房的发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宝鸡乃至关中地区房址建造方式、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材料。下一步，将对发掘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战国灶址等重要遗迹进行异地搬迁保护。

2.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揭露高等级墓地皇城台布局为“前宫殿-后墓地”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坐落于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介绍，2022年度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集中在皇城台上，揭露了发现于2018年的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的一角。同时为尽快促成大台基南护墙的整体保护规划，揭露了大台基西南角。

墓地择址在大台基西侧一处东高西低的坡地上，东距大台基56米。目前确认了墓地的东界、西界，南界、北界还需进一步发掘。墓地西界大致呈弧形，东界墙目前揭露部分呈直线状，宽3米。东西界之间的距离约为57米。在东界墙上发现有进入墓地的门道，宽度在1.2米。结合之前在平行于东界墙的大台基西夹墙上发现的形制相似、位置相近的门道，考古人员认为这两个门道串联起了宫殿区和墓葬区。

2022年度共发现墓葬20座，5座石棺墓、3座小型竖穴土坑墓、12座大型竖穴土坑墓。皇城台高等级墓地所埋葬的是大型竖穴土坑墓。根据墓地内石墙的走势和大型竖穴土坑墓的排列，将目前揭露出来的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墓葬数量多，被石墙划分成数排，排列规整。

根据葬具、殉人、壁龛三个标准，可将石峁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的大型竖穴土坑墓中10座属于一类墓，2座属于二类墓。

根据殉狗的有无将一类墓分为甲、乙两小型。一类墓墓向朝东，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室底部的面积在4-13平方米。墓室四壁修整痕迹明显，墓主右侧壁面有一壁龛，龛内放置一组带盖的彩绘陶器、燧石玛瑙质地的打制石刃、骨头若干，陶器组合一般为斝、折肩罐、双耳罐、双耳盆、2件小罐，为明器。墓底放置榫卯结构木棺一具，已腐朽成灰。墓葬盗扰情况严重，根据盗扰后残留人骨等信息判断墓主位于棺内，头向东，随葬品基本摆放于棺内，以玉器为主。棺外殉人数量在1-3人，基本侧身曲肢面向墓主，身上穿有衣物或包裹有织物，其外再涂一层朱砂，有的还涂有黑彩。甲型墓所发现的殉狗数量均为一条，基本平躺于墓主脚下棺外。

二类墓与一类墓的区别仅在于未发现壁龛，有且仅有一个殉人。推断皇城台高等级墓地年代不早于石峁文化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00～公元前1800年。

邵晶表示，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布局，确认了前宫殿-后墓地的布局模式。墓葬明显的等级差异及殉葬现象体现了石峁文化中晚期阶级分化与社会复杂化现象。

另据介绍，2022年度考古人员还对大台基西南角进行了补充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台基的南护墙。大台基西南角与最早发现的大台基东南角形制一致，为弧形转角。此次发掘还发现有十几件精美的石雕，其中以西南转角处的石雕最具特征。该石雕为青绿色砂岩制成，砌筑于大台基的西南转角处，转角部分设计为圆弧形。减地浮雕有三个神面，弧形转角处神面头戴冠，双目怒睁，眉头紧缩，鼻孔箕张，牙关紧咬，神威尽显。由于以往发现的石雕有风化不一、倒置、排列散乱等现象，模糊了对石雕用途的认识，大台基西南转角石雕的发现证实了大量砌于大台基护墙上的石雕均特为大台基所制作。

3.纪年已进入夏代的太平遗址考古发现了小麦种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介绍，太平遗址是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自2021年3月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太平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截至目前为止，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通过这些工作对太平遗址的认识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

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两座环壕年代相同，体量接近，口部宽度约15-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边界明显，保存完好，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重要作用。

遗址内发现居住建筑形式多样。除2021年度发现的地面式方形建筑、“吕”字形半地穴建筑、圆形深穴式建筑外，2022年度新发现有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两个居室与一个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组合，及一处可能与建筑相关的人工夯土台基等。编号F9的房址遗存为一处包含两个圆角方形的侧室及一个椭圆形院落的半地穴院落建筑，院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壁面较光滑、陡直，部分墙壁有泥抹痕迹，底部平坦，有不连续的少量白灰面。东南部有两级生土踏步，应为院落出入口。后室平面形状为方形，门道向东，有三级生土踏步。房间中部有一处火烧圆形灶面，西南部有一较完整的龟甲，房间内还发现有三件红陶柱状陶器。侧室平面近方形，门道向南，房间中部有一曲尺形烧土范围，中部有一处椭圆形火种坑。

在东环壕北部中央发现有朱砂墓、夯土基址和大型地坑院建筑等。同时在遗址里面发现了当时人类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陶器几乎涵盖了所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和组合。

在各类遗迹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浮选出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麦等。表明太平遗址先民采取了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多种生业模式。特别是小麦的发现为了解小麦东传路线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王小庆表示，太平遗址环壕-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显示出，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空白。

4.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初步搞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介绍，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南北宽62、深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余件。

2009-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发掘位置位于一号坑T23、T24方，包括G8-G11四个过洞、Q8-Q10三个隔墙、俑坑的北边壁等第三部分，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

第三次发掘有一些重要发现和新认识。

在俑坑建筑结构方面：俑坑的木质结构是由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构成框架式结构，较其他陪葬坑由垫木-地板-立柱-厢板木-棚板木所构成的厢椁式显得技术原始，兵马俑陪葬坑应该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

考古发掘发现：甬道被人挖开过，推测有人利用甬道进入俑坑。而能够利用甬道进入俑坑进行破坏的人，一定是参与了俑坑修建的人，联想投降项羽的秦兵，这些人在接受了项羽的指令来破坏的话，一定是轻车熟路。所以，甬道迹象可为项羽破坏秦始皇陵园和兵马俑坑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在俑的等级与军阵方面：明确了特殊俑的职能；初步搞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

在车属遗迹方面：清理出笼箙等遗迹，并判定其为车配置装纳杂物之器，并非马槽。

在武器装备方面：认为俑坑内的长兵器主要为铍与戟；短兵器分辨出两种青铜剑有等级上的区别；远射兵器，解决了檠木的使用问题；防护设备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指挥设备清理出鼓与鼓槌。

对陶俑制法认识上的新突破：认为俑的双臂单独制作，待陶俑躯干完全作好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已完成后才粘接双臂，搞清楚了陶俑的制作程序。

对“物勒工名”的认识：认为“物勒工名”有其具体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质量要求。

在兵马俑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约140余件。

5.旬邑西头遗址一大墓发现殉人43具城址及墓葬为寻西周“豳（bīn）师”提供重要线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豆海锋介绍，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

2018年-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米、西部宽2.7米、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考古确认一处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

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米、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

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0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曲，墓室方向与M90相一致，墓道长7.8米、宽3.1-3.4米，墓室长5.3米、宽4.6、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米、宽3.6-4.0米、墓室长6.6米、宽3.4米、深7.9米，墓室棺椁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

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进行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10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豆海锋教授表示，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6.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发现五桥并列遗址为中国都城礼制文化的实物见证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全民介绍，为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发现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大致为130米左右（不含路沟）。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水渠上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向，等距离排列。桥基下的渠岸两侧叠涩砌砖，砖基与渠岸之间开挖有生土槽，其下铺设石础，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桥。居中桥基最宽，两侧4处桥基略窄。据考古实测，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

张全民表示，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发端，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7.长安区唐严公贶（kuàng）墓发现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柳公权晚年撰书墓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徐玮介绍，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东延伸段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墓志长76.7、宽77.1、厚14.5厘米，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隋唐时曾改同州为冯翊郡）。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高祖严丰、曾祖严知本、祖父严审纲，父亲为唐中期名臣严震，兄长为严公弼。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四十七年而逝，有七子一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与颜真卿齐名，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柳公权书法名扬天下，以致“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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