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蒋刘仰韶文化遗址

•史前先民已拥有高超建筑技术——太平遗址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有了新的突破——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

2022年，陕西迎来文物考古的“大丰收”。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共发布包括蒋刘遗址、太平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11项重要考古发现。其中西安多个项目入选，位列全省前列。

2022年我省持续开展了石峁、太平、西头、周原、秦雍城、秦始皇陵、秦咸阳城、栎阳城、下站、汉长安城、汉霸陵、隋唐长安城、清平堡以及石窟寺等20余项主动考古项目，发掘面积近万平方米，发掘各类遗迹百余处，石峁高等级贵族墓地、太平龙山时代环壕聚落、西头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重要发掘、清平堡长城考古新认识等重要成果不断涌现。

全年完成配合建设工程考古项目1100余项，发掘古墓葬座、灰坑、房址等遗迹1万余处，遗址近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约5万件（组）。蒋刘仰韶大型环壕遗址、柳公权撰书墓志、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等重要发现使古代历史风貌重回大众视野，也为政府规划决策提供了依据，取得了良好效果。

全国首座考古专题类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全面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科百年发展取得的累累硕果，是全景式展现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熠熠生辉的生动实践，全年接待游客共计15万人次。

蒋刘遗址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收获

2022年，为配合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土地储备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21年度发掘区域西侧继续开展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另外还发现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100多座。

此次发现应为环壕西南段，系人工挖掘而成，形制规整。环壕内堆积以黄褐色、灰黑色淤土为主，陶片较少，器型常见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等。

在确定环壕范围和结构后，考古人员开始有针对性地探索环壕内外的聚落功能区划，特别是寻找环壕外的相关功能区，最终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遗址的墓地。

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了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蒋刘遗址考古工作为进一步分析蒋刘仰韶聚落的功能区划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

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另外，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太平遗址

史前先民“种、采、养、渔”样样精通

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的太平遗址，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一处重要遗址。

2021年3月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太平遗址开展科学、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

截至目前，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对太平遗址认识有了初步线索。确认是一处大型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两个环壕构成，遗存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

2022年，考古队陆续在太平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组合庭院”式、窑洞式等种类丰富的建筑，以及20余座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表明，史前先民们已经拥有高超的建筑技术，因地制宜选择建筑形式，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各类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

太平遗址出土玉器组合。

“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浮选出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称，这些动植物遗存的发现，表明太平遗址先民采取了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多种生产模式，为了解先民对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小麦的发现为了解小麦东传路线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五桥并列遗址

见证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

小雁塔西北角工地考古遗迹正摄影像总图。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在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里，唐长安城初春小雨的优美景色被呈现得淋漓尽致，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的朱雀大街。

2022年，为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发现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大致为130米（不含路沟）。现场勘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滥觞，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十六国北朝墓地

对研究民族交汇融合有重大意义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考古表明，该墓葬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应是一座大型独立墓园。围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3.5米，南北发掘长度256.5米（地块内已发掘部分）。

北城村墓群是一处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延续时间较长，但发现的陪葬品较少，都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独特性，在北朝时期墓葬考古发现中罕见，对研究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北城村墓葬群出土器物。

精彩发现

秦俑一号坑厘清军阵排列规律

“发现的两处彩绘漆鼓鼓面呈扁圆形，面皮质，绘彩，鼓壁圆弧形，薄胎，壁面有竹质鼓钉，铜环钉3枚。”在1月12日举行的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表示，持续10余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后，秦兵马俑一号坑新发现陶俑220余件，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

彩绘漆鼓鼓面。

据介绍，一号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开始于2009年，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目前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

申茂盛告诉记者，一号坑的建筑结构为框架式，与厢椁式陪葬坑相比技术较为原始，可推知其在陵园中修建较早。同时，这次考古发掘还取得了多项突破：明确了武器的种类与配属，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申茂盛说，此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后，先作细部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

值得关注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两处彩绘漆鼓。同时，在G8过洞西侧，还发现一处鼓槌遗迹，槌头近圆形，外层有漆皮，残长70厘米、木棒径3-4厘米、槌头7厘米×8厘米。

根据《尉缭子·勒卒令》记载，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

另外，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约140余件。许多陶俑身上彩绘丰富多彩，施色以红、白、黑、蓝、紫、绿色等为主。

现存唯一

柳公权晚年撰书墓志重见天日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称“颜柳”。1月12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墓志被发现。

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出土现场。

据介绍，本次发掘唐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与文苑南路交接处东部，居安路以西。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

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四十七年而逝，有7子1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75岁，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书法名扬天下，以致“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目前已知的柳公权所撰写墓志墓主有皇室成员、高官、宦官、僧人、亲属。其中柳公权撰文者6方，有《柳愔愔墓志》《柳尊师墓志》《韩复墓志》《内常侍康约言碑》《百丈山法正禅师碑》《李景度碑》，撰并书者3方，有《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碑》《庭掖局令刘荣灿碑》《濮阳大长公主碑》。近年又见柳公权撰韩休曾孙韩孚墓志。

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文/庞乐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杨明

受访单位供图

编辑：冬天

审核：天乙、文岳

出品：西安报业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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