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西安、疫情所限，三年都没回陕北老家过年了。今年终于拖家带口开了7个多小时的高速，赶在除夕太阳落山前回了老家。

1989年初秋，我出生在陕西最西北角定边县的一个小村庄——白尔庄村，这里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七县旗交界处、位于县城西郊8公里。和传统印象里千沟万壑的陕北黄土高原不太一样，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形似关中地理。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乡土人情也和陕北文化圈有一些显著差异，比如方言差异很大——此地属于秦陇官话语系，而县城往东50公里以外区域则和内蒙、山西、陕北同属晋语系。

■夏日定边

(相关资料图)

白尔庄是一个典型传统北方同一姓氏聚居的小村庄，房屋一行一列整齐划一，是陕北最早的规划村。村民同宗同源同姓白。据现有家谱记载，始祖白登山于清乾隆年间在此落户扎根，长子科举中第、后人现居北京朝阳区白家庄，次子后代分散较广，三子早亡无后，四子后人大部分生活在白尔庄。至今繁衍生息到第16代人，庄里现有户籍人口1500多人，是本县人丁兴旺的知名家族。

■温馨小院

记忆中老家过年极具人文情怀、乡土情结，家族团圆氛围浓厚、传统庆祝活动丰富，极具仪式感。过年的各种筹备工作会持续到除夕晚上。小时候好不容易掰着指头盼到了年三十，除了放鞭炮，一大早起来要跟着父亲干几项重要事情。

首先是调好红色染料、准备一些清油，帮父亲把家里每只羊挨个抓住逮好，父亲先给羊脑袋、羊背上染上红色染料——俗称“打号”（我常央求父亲分一点红染料，我要给我的小白土狗也“打号”），再给羊灌一大口清油——父亲说羊也过年，所以要吃点好的庆祝一下。还要用母亲攒下的五颜六色小碎布片，夹在两头毛驴的尾巴上编成辫子。这都是为了第二天赶着牲灵“出行”——初一大早，庄里人会赶着毛驴和羊群游行，一来是祈福六畜兴旺、二来有展示比拼家底的意味，“出行”过程中还要放红火热闹的鞭炮助兴。

■八爷家养的陕北白绒山羊

之后，父亲和我带上一些祭品、纸钱、鞭炮，从羊圈里刨大半编织袋半干羊粪沫，去村庄东南方向的祖坟给老先人烧纸。最开始父亲带我去两个地方烧纸——最老的祖坟埋着曾祖父的爷爷以及他以前的长辈、十几代的长房老先人大多都埋在这个最大的祖坟（一般每代长子进祖坟、其他儿子另寻坟地开山，以此类推），还有一处祖坟埋着我的高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后来老祖坟那边上坟的人太多，父亲渐渐偷懒只带我去曾祖父这边祖坟烧纸、口头上用一句“先人老祖领钱来”一笔带过老祖坟那边的列祖列宗。

父亲经常先派我去给四个坟头挨个压几张纸钱、把石碑擦拭干净，然后才开始烧纸，烧的过程中一边用木棍尽量保持纸灰的整体性不能搅成碎渣渣，一边还要恭恭敬敬称呼逝去的长辈“领钱了、今儿过年了”。烧完纸钱后，背来的羊粪沫就“隆重出场”了——羊粪沫燃烧缓慢、不起明火、青烟袅袅。我曾经问为什么要烧羊粪，父亲只说庄里人大都如此，后来我留意到“祖坟冒青烟”、联想到陕北冬天缺少松柏等常绿树枝不便熏烟等，方才“顿悟”。

庄里一些懒汉不养羊但又爱占便宜的人，一到除夕准来我家羊圈刨羊粪上坟，理直气壮、年年如此。我有些看不惯，但父亲从来都与人为善，只说“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刨点拿去没什么。”

上坟回来，父亲会把上供时特意留下的一小部分供品吃食分给家里人吃，据说吃了这些祖先享用过的供品会得到他们的庇佑祝福。而母亲是外地姑娘远嫁，我还要跟着她到村外给远方的外公外婆烧纸——在地上画个开口的圆圈，开口朝向外公家的方向，烧纸的时候要说清楚“XX省XX市XX县XXX来领钱”，否则会被其他逝去的人“冒领、抢走”。

然后，我要配合父亲贴对联、挂灯笼。我的曾祖父生于民国五年，识文断字、走南闯北，曾追随毛泽民先生创办过三边供销合作社，对后人文化教育很上心，我家春联一直都是他毛笔手写的，直到2008年初冬逝世（是全村史上最高寿者）接力棒才传给我们后人。除了给门窗上贴对联、门神、斗方，我家还要给水井贴“饮水思源”、给厕所贴“讲究卫生”、给三蹦子贴“出入平安”、给驴棚贴“水草通顺”、给猪羊圈贴“六畜兴旺”“肥猪千斤”“肥羊满圈”。

■练手写对联

忙完这些，铁锅里大块羊肉也差不多炖烂了。羊肉是自家养的“对牙”山羊羯子，提前在腊月二十七八杀好。有时候杀羊就在羊圈不远处，羊圈里的羊从镂空砖圈墙伸出头、瞪着眼睛看整个过程，焦躁不安地打喷嚏、跺着蹄转圈儿，之后几天它们都不怎么吃草喝水——万物皆有灵，它们也有情感、也会感到害怕恐怖。

■定边过红白事筹备待客大块炖羊肉

杀羊时难过同情，但吃肉却是真香。按惯例母亲会先上一大盆羊肉，大家热热闹闹先咥大块羊肉，肉咥得差不多了才下手擀面条煮来吃。然后大家再一起包饺子、看春晚、放花炮、守岁。

■手工翡翠镶边扁食

正月初一赶牲灵“出行”、给长辈拜年、看斗秧歌耍红火更热闹、仪式感更强。无论大家除夕守岁到多晚，初一都会自觉早早起来。放完鞭炮、吃完饺子，晚辈们有组织有纪律地到户族长辈们家里作揖行礼、问候新春。

尽管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代，但二三百年间也分化出七八个大门户、十多个小户族，我家这个户族有28家需要走动拜年。俗话说大门出小辈，我家辈辈是老大，我和叔叔辈的发小们光屁股耍大，出去拜年很少有比我辈分小的，甚至一些怀抱小儿我都得认真地叫一声“叔/姑，过年好”。在村里上小学时，班主任是我的太爷爷，班里同学有我爷爷辈、叔叔辈、同辈，当然也有比我小一辈的，小小学堂、五世同堂。

由于人太多，拜年队伍自然分成大人、小孩、年轻妇女等三支队伍，大家见面作揖施礼、说着吉祥祝福，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在各家逗留的时候，聊聊各自生活身体近况、理理添丁之后的辈分、谈谈新年打算计划……

■雪后村庄

对于上年度新婚的新媳妇、新女婿，拜年更是一项重要仪式，这是一项自发性并乐在其中的交流活动。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但人与人之间大体上还是温馨和谐的。一对对幸福的小夫妻，由“活套”的男性近亲属引领着，带上礼品去户族长辈家里拜年（稍早以前新人还要给长辈磕头），这既是晚辈礼貌性新年问候，又是新人努力融入家族、寻求接纳的有效方式。长辈们欢喜家族添丁进口壮大族群，聊天拉话关怀备至，临走还要按老规矩给“磕头”喜钱。

■正月燎疳扬火星踩“老鼠”祈求丰收

2005年前后，定边石油大开发市场经济强劲冲击波方才抵达这里，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条件充裕、生活节奏加快，但传统的人文情怀却渐渐消逝，小村庄也并非世外桃源。一些传统仪式在不知不觉中不了了之，除了上坟、拜年这类刚性任务，其他的则能省略就省略，就连家家户户贴的对联也几乎被机制印刷品所垄断。

2008年，我高二。那年正月初一拜年，我隐隐约约感觉拜年成了走形式的程序性“任务”，庄里年轻后辈们打着“改革礼仪”的名义，拒绝了传统作揖施礼，稍年轻的中年人也“顺应潮流”，大家挺直腰杆稍显敷衍甚至夹杂一丝轻浮，对白发苍苍的家族长辈说声“过年好”，便匆匆告辞扭头赶往下一家，匆忙间老人甚至都没看清楚年轻人的脸……走完程序后，不分年龄辈分聚拢到七爷家的小卖部赌博耍钱——打麻将、炸金花、摇“单双”，或者找个地方拼酒吹牛。

新人拜年也变味成为一种相互博弈和“算计”的生意。新女婿、新媳妇一方面不情愿挨家挨户拜年，但不去又担心落个失礼不懂规矩的赖名声，另一方面还要纠结送什么档次礼品，便宜的拿不出手让人笑话、买贵了又得赔本儿。长辈们也为难，既得在家等新人上门不能自由外出（不在可能被说怕新人来要钱才躲出去），还要灵活机动“看货给喜钱”，给少了显得抠门得罪人、给多了自己吃亏。加上现在各类礼盒令人眼花缭乱，想要精准估价对于老年人确实存在难度。

■雪后清晨雾凇

可过往这一切都比不上今年回乡过年带给我的巨大心理冲击——庄里已经没多少人了。初一临近中午才陆陆续续回来一些年轻人，尽管还想结伴拜年，但队伍从来没超过五六个人。我和一个在采油厂上班的叔叔结伴而行，零零散散只走了12家，其他16家的人要么长期出门在外、要么进城带孙子、要么有的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俩算了一下，11对曾祖辈只剩下5个老人了、26个爷爷已经去世8个了……

■几年前村里还有人养毛驴

路过曾经一度属于全县顶级、县委书记题词、县长出席落成剪彩的村小学，忽然发现已经关闭快20年了。这些年，陕北义务教育阶段生源外流、学校关门大现象十分普遍，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娃娃们送去银川、榆林、西安上学，大人们也各显神通背井离乡去大城市陪读。有的乡镇中心学校总共十几个老师、但只有一两个学生，普通中学一个班只有十二三人，就连县高中一个班也只有三四十人。大城市靠“优质教育资源”金字招牌掐尖招生、县区生源年年流失，留在县里的生源质量普遍下滑。村里有个妹妹是2021年县里高考文科状元，但全省排位600名开外，好在定边属于偏远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借着高校专项计划的春风上了北大。

■曾经热闹的小学

村部有些破旧的五星红旗在陕北冬日凌冽的寒风中显得沧桑落寞，尽管村庄巷道秋天刚刚水泥硬化，但鲜有人迹，只零零散散撒几串山羊粪蛋蛋。

去年底新冠病毒冲击波来袭，村里很多老人都走了。当地习俗至今还是请阴阳先生看日子、土葬。兼职做阴阳先生的九爷，坐在七爷小卖部斑驳的麻将机前，一边摸牌一边说，“疫情刚放开那段时间我马不停蹄地四处跑、一天最多埋过8个人。”当村主任的十一爷说，“就是呢，那时候棺材都订不上，别说请阴阳了，找吹鼓手都得找关系说人情才能加塞儿，天天都能听到出殡放炮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日子真不经过，很多事情一直都在变，唯有离家返程时的后备箱里的舐犊情深没有变。母亲细心地把羊肉、土鸡、猪排一一剁碎装好，归在编织袋里塞进车后备厢，嘴里唠叨着“路上开慢一点，在外头不要太拼了。”

作者|梧穆秦风|陕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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