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过自己会活成这个窝囊样。”站在我面前的王佳有点垂头丧气。

即使外人的眼里，王佳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拥有一份县城事业单位内的稳定工作；还有拥有同样体面工作的稳定老公；其次，公公是公务员，婆婆还是退休老教师；再加之结婚五年，儿女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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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的生活，好像集合了当下让所有普通人羡慕的要点。

但王佳自己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知道别人会说我矫情，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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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劲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而这里的“人”，则特指公婆。“吃和拿”则特指来自公婆必须必以及不得不的“接济”。

没见王佳前，只是听人给我传达她的部分人生标签时，坦白的讲，我在脑海里浅薄的想象了一个有点“县城贵妇”的形象。比如，会化精致的全妆，戴blingbling的首饰，眉色间充满自信又或整个人神气十足。

毕竟在县城，像王佳这样如此靠近体制，几乎全家都被圈定在某个特殊层级的构成绝对称得上是小康家庭。尤其再伴随着近些年来，经济形势颓靡，考公热潮掀起等原因，“事业编、体制内”的前置形容词光是讲出来，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立马拔了高度。

未曾想，见到她，看着目光黯淡，头发还略微零散，以及透露着各种疲惫的面庞，我才惊觉或许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

王佳老家在西安周边一个乡村，开车距离县城20分钟，距离西安也就至多40分钟。但就是这20分钟的差距，让王佳顺风顺水的生活打了第一个绊子。

没结婚前，王佳的人生轨迹也都在父母命定的道路上奔跑，从村里的学校考进县城最好的高中，再从最好的高中考入西安某法大学，然后又在学校遇到了彼时还算男朋友，现在已成伴侣的宋城，王佳表示：“毕业后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就感觉慢慢脱轨了，以前只是被自己爸妈掌控，但现在好像在被所有人管着，和他过年回家时，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和对方是有差距的。”

校园的爱情的确可以冲破很多现实的阻碍，对于曾经还在学校且有情饮水饱的年轻人来说，经济基础，门当户对都不是面对爱情时要考虑的第一问题，“那时候只讲情爱，喜不喜欢，家庭环境都不打听，我自己也会做校外兼职，吃穿大家都差不多，虽然知道宋城家是县城的，但真没觉得自己和他有什么差距，而且在学校，论学习成绩，人际关系，获得荣誉，他并不如我。”

只是这些凭借后天努力赢来的尊重，显然在父辈面前都是不那么切实可靠的存在，“他爸妈并不好奇我在学校的表现，只好奇我父母的工作，家里几口人，有没有弟弟，听到我老家还在农村后，虽然行动上没有太大表示，但明显神色已经有了变化。”

王佳知道自己在婆婆的眼里，属实是“高攀”了。

虽然并不太满意这位儿媳，但因为独生儿子的坚持，强硬的父母还是妥协了，只是二老也有要求，答应宋城和王佳结婚的第一先决条件是，王佳必须考上县城的某某编制岗，“她要是能进面试，这事就有的谈，要是考不上，那你也就不要往回再带了，带了也不会让进门的。”

王佳清晰记得彼时婆婆打给宋城的这通电话内容，“印象深刻，刺耳难听的要命。但凡要面子，可能都不会再谈，我也想过分开，但碍不住俩人还是有感情，他也很坚持，要搁我俩不是谈了3、4年，我可能都进不了他妈妈准备的相亲资源库里。”

然而，这根心里的刺还是深深的种下了。

考编制这件事，王佳用了3年，而原本决定毕业就结婚的这件事也就整整推迟了3年。从希望——失望——平淡，“我自己都说不出什么感觉，拿到录用通知的时候，只觉得终于解脱了，但你问我真的开心吗，好像并没有，这个事情不是为我自己考的，最后只剩下了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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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问题得到解决后，一切好像都朝着既定的方向继续流动了下去。

双方父母终于见了面，订婚，结婚的日子也在公婆的安排下顺理成章一一展开，“包括什么时候生娃，他们好像都算过了，我就像个木偶。”

我有些好奇王佳的收入，以及宋城在这个家庭中的真正角色，王佳用两句话做了简单总结，“我收入3500，宋城3800，所以，他听他妈的。”

02

王佳和宋城回到县城后的生活，的确看起来好像简单又滋润。一个清水衙门的体制内工作带来了朝九晚五，以及下班就回爸妈家吃饭的稳定与平淡，至于其它娱乐，“熟人圈子的社会也有一个电话就能叫出来的友谊。”王佳说，“拥有了这个身份后，我慢慢的进入了他的圈。”

但另一方面，只靠两人加起来不足8000的工资，显然也支撑不起这个4口小家庭的体面生活，“拮据”的现实随之而来，老大的培训班，老二的奶粉钱，曾经雇月嫂的花费再加上车贷房贷，“实不相瞒，我俩这点钱加起来都不够那时候月嫂的一个月工资。剩下的全靠宋城他爸妈帮补。”

受益于宋城还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以及已经领上了老教师退休工资的母亲，王佳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过得不至于太难看。甚至于，某些情况下，俩人还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生活的相当水平。

只是和“谁掌握了经济，谁就掌握了话语权”紧密绑定的是，王佳的新女主人身份显然在接受到二老的帮补后再也没有机会顺利扶正。“家里大小事务全部被死死拿捏，不敢有任何反抗意识，连管孩子，怎么管我都没有决定的权力，很难受。”

回到县城生活后，王佳逐渐更为熟悉了宋城的朋友圈，“不瞒你，都是县城体制内二代，说官二代有点难听，但也差不多。”

和宋城一样，宋城朋友的父母们也多为警察教师，或是医生干部等身份，这是县城鄙视链的顶端圈层，他们既有地位又有收入。“说话都很有底气，人拿的退休金有的比我们这一代小两口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所以想要过个舒坦点的日子，没有不靠父母的。”

不过怎么靠？靠多少？是个问题。

“没生孩子前补贴3000起，生了一胎那就再加2000，如果二胎，那就再2000呗。这还不算平常他们买的水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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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想凭借刚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收入，拥有一个相对安稳无忧的生活，并不容易。

王佳和宋城所在的县城尽管靠近西安主城，但整个县城加起来人口也不过50万出头，其次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该县城的制造业经济也并不发达，没有第二产业做财政补充，单靠第三产业，想想近年来的疫情影响，也就对于该县的财政收入水平有了大致了解。“当然，刚刚进入体制内，工资水平也都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不能乱来。”

一方面，是收入水平低廉，另一方面，却是生活成本不断递增。

“整个县，人均收入也就至多3500的水平，4000块就算我们这一辈的人中豪杰了。”然而收入虽低，整个县城的房价却并不低，“一般地段7、8000，好的都涨到万把起了，你敢想，就我们那地方？”

面对高房价的现实，生活在县城的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远离父母，首付都得爸妈提前出了，条件好的，全款付，不让孩子“辛苦”，条件如果一般，就让孩子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有公积金，但每个月也还是得支出个1000多，再加上生活必须开支，“一年到头，谁能攒钱。”

在王佳口中，这些县城里外表光鲜亮丽的县城“体二代”们，“如果没有父母的补贴，日子全都难以为继。当然，不生娃还好点，一旦组建新家庭，再有个四角吞金兽，那都得完蛋。”

王佳讲到，自己的女儿虽然才刚上小学，但消费实力却甚为吓人，“舞蹈，绘画的培训班一个月至少3000，我们全是周末开车跑西安专门请老师给她教，她爷爷奶奶说这钱不能省，他们出。”

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是这个大家庭的共识，但“有质量”的前提是四个钱包的共同努力以及听话才有钱用的妥协。

即使作为父母。但给了钱后就要掌控小家生活的现实，还是会让王佳时常觉得焦虑和不安，“那种在同一个空间的窒息和压迫感，真的让人很抬不起头，想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但也知道站在当下，能逃才怪。”

拧巴的矛盾依靠关系成为了县城里这些“体制二代”们的生活常态。即便已过而立之年，但只要父母们的铁饭碗还在，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

王佳有时会偶尔想起自己的发小，是整个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群。大学毕业后发小远赴上海，进了律所，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实现了基本的人格和财务相对自由，面对婚姻，发小的底气和不是那么在乎的洒脱也让她感觉到了羡慕。“她在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而回到老家的发小，也拥有着饭桌上绝对的话语权，以至于父母遇到大小事情也都是第一时间征询她的意见。

但王佳也记得，有一回深夜谈心，一直都只展现坚强外壳的发小突然开始诉说自己的苦衷，“她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别人，只是一直都无人可靠。”

■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 汤加|贞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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