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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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西考古博物馆（五）

第三部分讲述清代金石学，展出的大都是资料文献，突出表现的是宋代之后考古学的发展重点：清代金石学。虽然金石文的作用早已为学者们所认识，但直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兴起才被发挥到极致，才引起如此广泛的重视。

金石学肇始在汉，至宋达到极盛，元、明中衰，入清之后，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考据学空前发达。18世纪学术研究中治学材料与方法变化最显著的一个标志是开始不断地强调金石资料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时期梁启超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

清代金石学研究复兴，乾隆中期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考据著录、研究水平迅速提高，有清一代，不仅金石学著作汗牛充栋，金石学家也不胜枚举，据陆和九统计，清代知名金石学家多达424人。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硕儒，至乾嘉时期更盛，如钱大昕、武亿、翁方纲、黄易、孙星衍、阮元、王昶等人都是其中翘楚。虽然他们各自侧重的研究方面不同，但正是这样一批金石学家，将这门学问加以细化，逐渐建构成清代金石学的庞大殿宇。

这其中重点介绍了两位，毕沅和端方；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二，乾隆因其文极精彩，特擢为状元。历任甘肃道台、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所不通，曾说“金石可证经史”。

毕沅长期任职于古代屡屡定都之地的关中、中州地区，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文物金石的丰富性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关中地区，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毕沅和他的幕僚们—孙星衍、钱坫、张埚、严观、钱泳等人—在金石学方面的成果，体现在两部著作之中：《关中金石记》八卷，《中州金石记》五卷。

毕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修缮了陕西境内的汉唐帝陵并立碑记事，我遍访关中十八陵，毕沅立的碑今天大多数都还在。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光绪年间举人，官至直隶总督，是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喜收藏金石书画，海内孤本精拓、宋元明以来名迹等。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印》等。免职又复职后，去四川出差被革命党剁了脑袋。

这个展厅唯一的实物是2013年宝鸡石鼓山出土的“球腹簋”，这种球形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造型、花纹均可为极品。

现代考古的开端

第一展厅到此开始讲述近代考古的起源和发展，并展开了新中国陕西考古的开端。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传到中国，加上传统金石学的积淀，在寻找中华文化源头、建立上古史的激励下，中国学者开始走向田野，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考古袁复礼对河南淹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开启了精细化的发掘方式。

1928年﹣1937年，在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思想引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十五次发掘殷墟遗址，形成中国考古与史学紧密结合的基调。

1931年，梁思永在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标志着现代考古地层学在中国正式起步。

1934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和陕西考古会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斗鸡台沟东区汉墓》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中，从出土陶鬲中总结了器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

建国后，为配合基本建设，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上古史、构建文化谱系的科研考古也全面启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成果，比如周原、雍城、秦咸阳城、耀州窑、法门寺以及汉唐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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