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工作者在秦汉栎阳城遗址，发掘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了贯穿整座宫殿的南北轴线、距今约2400年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首次发现），以及都城附近的犁沟、牛蹄印等农业景观。那么，这里所说的大型宫殿群，是于哪一朝哪一位君王在位时所建，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大秦王朝怎样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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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阳城遗址考古发现的陶便器与弯管组合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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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栎阳：

恢复穆公霸业

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迁都栎阳，栎阳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栎阳就此成为秦国又一个都城，持续三十四年之久，一直到公元前350年。三十四年的都城对于秦国来说，意义也很重大。因为这两代国君在秦国历史上，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尤其是秦孝公。秦孝公在位期间，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们的政令就从栎阳发出。这个时间段，秦国的力量在稳步上升。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秦国的力量不像后人认为的那么强，尤其是在商鞅变法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是把秦国当作蛮夷对待的，其中有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秦穆公之后，好多代君主都比较暗弱，还一度发生过剧烈的宫廷政变。司马迁在《秦本纪》中说，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秦出公那时的天下都是混乱的。而且，那时秦的旁边又有一个强邻魏国，尤其是进入战国之后，魏国越来越强，韩赵魏三家分晋，魏国在三晋之中最为壮盛。魏文侯当政时期，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重视刑名，国力强盛，奠定此后长达百年的霸业。李悝做《法经》，一共有六个部分：《盗》《贼》《囚》《捕》《杂》《具》。《法经》影响了魏国的制度建设以及后世法家思想的发展，而这一套理论后来被秦人学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传播者，就是商鞅。商鞅曾经描述过秦国和魏国的关系，说就像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国兼并了秦国，就是秦国吞并了魏国。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魏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这时魏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如果魏国强盛，就会过河侵秦；如果魏国疲软，就会被东方诸国蚕食。商鞅描绘的这一段情景，恰恰是很符合战国历史的。战国历史一上来，不就是齐魏在争霸吗？这时就有孙膑、庞涓斗智的故事，最后魏国没有斗过齐国，结果它和秦国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但是，此时秦国政治是很混乱的，秦国国君秦灵公死后，太子师隰（又名连）却不能继承君位。继承君位的是秦灵公的叔父、师隰的叔祖，也就是秦简公悼子。他的力量非常强，在秦国发动了宫廷政变。当时，时年十岁的师隰一看大事不妙，为防不测，逃到东边的邻国魏国，开始长达二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师隰正赶上魏国发奋努力、积蓄实力的阶段，他目睹了魏国国君是如何图强的。太子师隰最后能回到秦国，也是上天所赐。因为那时候，秦国照样是闹了内乱。简公悼子在位期间，没有太大的作为，秦国朝政腐败，国力羸弱，丢掉河西之地，国人一片骂声。秦简公悼子之子秦惠公仁在位期间，秦国更是暗弱，只能自保。秦惠公仁死后，他两岁的儿子秦出公昌即位，秦国进入太后干政的混乱局面。当时秦国有一些贵族就想到了远在魏国的太子师隰，他们就发动政变，迎接师隰回国。公元前385年（秦出公二年），秦国庶长改在河西迎立公子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

《东周列国志》中的商鞅

秦献公把在魏国看到的文化和政策带到了秦国，想要改革图强。到了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正式即位的当年，他推行了第一项改革，规定“止从死”，废除了秦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恶制——人殉制度。第二年，秦献公迁都栎阳。

栎阳为什么能成为这个时候的秦都城呢？这道理司马迁讲得非常透彻。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析天下大势，讲到栎阳的地理优势：“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这话信息很多，一则栎阳临近韩、魏、义渠，北边可以抵御戎翟的入侵；二则交通发达，当时在渭河以北有一条大道通往三晋，这条道路经过栎阳、临晋（大荔），渡蒲津（山西永济）到太原；三则商业也较为繁荣，有富商大贾。当然，迁都更直接的原因是对外策略上的需要。他儿子秦孝公的《求贤令》说他“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这是说，献公迁都的主要目的乃是接近前线，便于指挥对东方的战争，确切地说是便于与魏国争夺河西地，恢复秦穆公的霸业。旧都雍城在凤翔，对东方的战争是鞭长莫及的。在当时通信、交通、运输能力落后的情况下，把国都放在离前线太远的地方容易贻误战机，而都城离前线较近，容易对边庭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性。同时，对于改革者献公来说，在栎阳推行改革比在雍城更容易一些，因为雍城旧贵族势力太大，他们会给改革带来巨大阻力。而且栎阳附近有石川河，用水方便，这在古代也是作都的一个重要因素。

陶壶刻字“栎阳”

出于秦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等多方面的考虑，秦献公“城栎阳”。栎阳的确是一个政治文化重镇，不仅战国时秦国人重视它，后代也重视它。楚汉相争，项羽打败了章邯，把章邯、董翳、司马欣封为异姓王，其中司马欣为塞王，而他的都城就在栎阳。更重要的是，刘邦也一度定都在栎阳。秦末项羽一把大火，将咸阳宫殿化为瓦砾。刘邦没地儿待，去哪儿呢？栎阳还能待。当时娄敬就帮助刘邦这么策划：“如果您定都于关中，东方战乱，您可以把持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么好的地理位置，您干吗不用呢？”刘邦一听有道理，但是他又一琢磨：“我不是关中人，我是楚国人，我手下的人也都不是关中人，我们跑关中干吗去啊？”所以他就不同意，这时谁起了关键作用呢？大政治家张良。张良的确是一个重臣，能够左右刘邦的意见。在张良的游说之下，刘邦定都关中，这时候在关中具体定都于哪儿呢？就是栎阳。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当时刘邦在前线和项羽以及其他诸侯打仗，萧何坐镇关中，“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这是一个大后方，能给前线源源不断地提供补给，所以，刘邦最后才能胜出。在司马迁这三句话中，关中很明显就是指栎阳。刘邦曾“都于栎阳”，而且他的老父亲刘太公也是在栎阳死的。可见，栎阳在相当一段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献公改革：

市场、户籍和废除人殉

秦献公“徙都栎阳”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迁都栎阳之前，他就曾经“止从死”，之后更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比如他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也就是确立了市场，发展商品生产。经济在走上坡路，才有可能有活跃的商品经济，而国家要掌控着经济，一方面要控制富商巨贾，不能影响农业，另一方面又要扶植官商，给自己创收。公元前375年，他“为户籍相伍”，也就是国家编制户籍，把每一个人丁编写在册。国家给农民土地，农民种了地就要服徭役、纳赋税，进而国家有了财源，也有了徭役的来源。它不仅是国家的税收保障，也是一种治安管理的途径，对于中国行政规划的意义是很重大的。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很值得记录的一笔。秦献公的改革起了重大作用，使秦的国力增强了，在向东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公元前364年对东方的战争，并因此获得周天子赐予的“伯”的称号，提高了地位。

孝公求贤：

商鞅的登场

虽然献公时通过改革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秦国旧制依然存在，因而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难的处境，河西之地还未全部收复。孝公即位后，发愤图强，立志改革，刚一即位，就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说：“宾客群臣，谁能给我出好主意，让秦国壮盛，你要多大官，我给你多大官，要多少采邑，我给你多少采邑。”当时他下了决心。在这个令的鼓励之下，大政治家商鞅来了。

商鞅戟，有“十三年大良造鞅戟”铭文

商鞅一度是魏国公叔痤的门客。他看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在太监景监的引荐下见到了秦孝公。当时列国礼贤下士是一个风尚。许多有谋略、有学问的人，都货卖帝王之家，出入宫廷，商鞅就成了其中一分子。第一次见秦孝公，他给孝公讲了半天，没想到孝公恹恹欲睡。他走后，秦孝公就骂景监：“你给我找的是什么人哪。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景监就转而骂商鞅，商鞅说自己给君上说的是帝道，是如何成为尧舜圣君。这个帝道指的是什么？应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此，这时急于称王称霸的秦孝公当然不听了。于是商鞅央告景监，景监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又面见了秦孝公。商鞅比较幸运，秦孝公也有耐心。这一次，他面对秦孝公游说，虽然秦孝公没睡着，但是也不大满意。于是秦孝公又批评景监，景监又批评商鞅。商鞅说自己对君上所说的是儒家的王道，想让君上学习文武周公如何治国理政，但是君王恐怕也不喜欢。等第三次被召见的时候，商鞅的话触动了秦孝公。秦孝公就对景监说：“商鞅这个人不错，我才发现，再让他见我一回吧。”于是两人又一次见面，话匣子就打开了。商鞅喋喋不休，秦孝公听得很带劲，甚至都离开了自己的席，他离开了自己的位子还完全不知道，只顾跟商鞅欢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一次，景监在事后问商鞅到底对君上说了什么，让他这么兴奋。商鞅就说，这回我说的是法家的霸道，霸道是让君主称王称霸的（从中可知士人是多面手，什么理论都会，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商鞅由此而感慨，他说秦孝公对自己说过，帝道和王道对孝公来说都是远水不解近渴。那些无为而治、儒家圣君是好，他没否认，但是他活着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列国君主都不是等闲之辈，此时兼并战争已经白热化，让他优哉游哉等个十年乃至百年，成为贤君圣主，他等不来呀。可见，富国强兵就是统治者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商鞅受到了重用。

商鞅奖励军功，规定秦国的贵族如果没有军功，也就是战场上没功勋，就不能列入宗室名籍。这就给一帮优哉游哉的贵族敲响了警钟，你们不可能吃香喝辣了，得先为国效命。他还通过一系列现实的法令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由此，一些新兴的贵族出现了，他们不属于原先的势力集团，成为社会的源头活水。

栎阳城遗址：

豪华的大型宫殿群

考古工作者在栎阳城遗址先后发现了三座古城，其中在三号古城中陆续勘探出许多所大型宫殿建筑。这些宫殿规模大、等级高，是秦都栎阳的核心宫殿，其中甚至有秦王和后妃专用的装饰豪华的浴室。浴室四壁镶嵌着精美的墙砖，地上还有地砖及排水口（很现代吧）。从布局上看，秦栎阳故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1600米，与《长安志》栎阳故城“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记载基本符合。城内有两条东西并行的街道，南北直街一条道。南北各设一门，东西各设两门，街道与六门分别相通。宫殿区在城的中央，宫门与城的南门正对。宫殿群的东北及东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也是平民、商贾、手工业者的居住区。因工商业颇发达，栎阳城也是秦国的经济都会。因此，城市工商业区及居住区的用地比例较高，这和后代一致。根据前朝后市制度，宫城之北当设“市”。“市”至少应设南门、北门。其形制可能和雍城的市大致相同，四面围以墙垣而各设一门。栎阳作为秦临时都城的地位及其在交通上的优势，使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出现了“亦多大贾”的局面。考古发掘中出现陶文“栎市”，也证实了史书的记载。从出土的陶水管道、花砖、瓦当、陶井、陶瓮看，秦都栎阳的建筑及地下设施的建筑水平是很高的，人们活得挺精致。栎阳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很快，《云梦秦简·仓律》记载，当时各县入谷仓，“万石一积”，而“栎阳两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很明显栎阳的农业在秦国占有重要地位。但栎邑没有豪华、宏伟的享乐设施，较雍都简朴，说明了献公、孝公克服腐化的作风。两个国君都励精图治，欲复穆公之霸业，顾不得兴修大规模的宫室，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基本略去栎阳为都的历史。实际上是因为雍城作为秦的国都时间很长，且秦的宗庙等建筑在雍城，以至于秦始皇行冠礼时还必须到雍城去，而栎阳城存在时间很短，宫室规模也未得完备。

《东周列国志》里的商鞅变法

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周天子命秦孝公为侯伯，秦始称霸。秦孝公之子秦惠王为秦国始称王之君，然其称王的条件则是在秦孝公时期已经准备好了的。秦都栎阳时期，经过献公、孝公的改革，国力日益增强，多次打败魏国，秦的发展也不再局限于河西一隅了，而是要向函谷关外发展，以至于统一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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