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18-2022年近四年的发掘，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的考古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近日更是有重大发现。

(资料图)

西头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古城，面积初步判断达到80万平方米，有可能是周朝宗周六师中豳师的驻地。而在时间判定为商末周初的贵族墓葬中，周朝贵族的M90甲字形大墓竟然发掘了43具殉人。商周王室与贵族墓葬等级从高到低分为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甲字形墓葬对应诸侯级别，这位周朝诸侯的墓葬也是已经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殉人最多的一座，与商朝贵族可以一比。

这也让“周灭商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消灭人殉”的历史叙事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说法并不是来自儒家，而是来自近期大热的历史读物《翦商》。事实上，儒家确实宣称周武王对商朝“恭行天罚”，但天罚的内容不包括商朝搞人殉。

从《牧誓》看武王为何伐纣

我们看看周武王灭商时，在牧野大战之前作的《牧誓》，这篇誓辞被收入《书》（即后世之《尚书》）中，是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献，在《牧誓》中，周武王声讨了纣王的诸般罪状，以证明周灭商的合法性。

这些罪状包括：①“惟妇言是用”（让后妃凌驾于贵族之上）；②“昏弃厥肆祀”（不祭祀先祖，因而也就不用重视靠先祖血脉获得地位的宗室贵族）；③“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不重用宗室贵族）；④“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让一些没有贵族身份的外地人当大夫卿士，取代贵族）；⑤让上面这些人“暴虐于百姓”（此时的“百姓”是指氏族首领群体，并非老百姓）。周武王宣称，因为商王有以上这些罪状，所以周人要“恭行天罚”，消灭商朝理直气壮。

这些罪状，综合起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纣王的集权。纣王利用后妃、外地人、身份低贱的人，在政治上取代贵族、打击贵族，另外，通过削弱祖宗的神权，来削弱因为先祖血脉获得地位的宗室贵族的势力。因而商朝贵族大面积背叛纣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周人与“八百诸侯会盟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传说也就有了影子。

但文中通篇没有声讨纣王搞人祭和人殉，也并没有文献佐证地方贵族们背商归周是因为商朝的人祭和人殉“不人道”。周人的那些盟军“西土之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或会害怕商朝抓他们的人去人祭，但根据《牧誓》来看，这不是他们追随周人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纣王打击贵族、加强王权。在贵族看来，自己毫无尊严地匍匐在王权的脚下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牧誓》窜入了东周时人的观念，未必完全是周武王的原版。但就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纣王时代的人祭其实比之前大大地减少了，无论是因为商朝声威不再、抓人牲的能力下降，还是纣王在政策上的主动转变，对各国而言，商朝从他们手上抓俘虏献祭已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顶多算是历史仇恨，不算特别重要，《牧誓》不予以声讨也很正常。

也许有人会说，《尚书》等文献经过了周人的意识形态改造，把“人殉”总体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但周朝在灭商之后，也依旧搞人祭和人殉，此说并不成立。

人祭和人殉的宗教意义

人祭和人殉具有不同的宗教意义和操作方式。

人祭，是在祭礼上杀人。上古时人认为，人的头颅、血液、肌肉、骨骼中都蕴含着能量，获得这种能量对人有益，于是，对应地就出现了猎头、血祭、吃人、人骨作器等宗教仪式，原始人又认为天神、死去的灵魂跟人一样有人格，所以把人整个献祭给天神或者祖灵，会获得好的回报，于是仪式性杀人成为上古各民族都有的宗教内容，《圣经》里面耶和华命令亚伯拉罕献祭长子、迦太基人杀头胎献祭巴力神、阿兹特克人大规模献祭俘虏以祈求太阳神不要离开，都是明证，只不过商朝和阿兹特克的人祭规模特别大而已。

人牲、人殉的产生，则是基于两方面的观念。一方面，上古时代贵族一般兼备巫师身份，存在属下自愿殉葬，好追随巫师的灵魂升天的情况；另一方面，贵族希望死后仍然维持生前的享受，需要人伺候，所以把人杀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伺候自己。

这两种操作方式，在西周都有。

就人祭来说，《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先后献祭纣王大臣百人、大量战俘以及纣王夫妇的首级；即便在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西周中期小盂鼎的铭文也记载了与周武王相似的献祭仪式，在宗庙中先“折酋”，杀鬼方的首领，然后“以人、馘入门，献西旅”，杀低级战俘和献首级，要到西周中后期，人祭才告绝迹。

就人殉来说，周朝的规模确实比商朝大有下降，但在考古发掘中也屡见不鲜，有观点认为这些墓地多是受东夷文化影响的宋、卫、薛、燕等国的殷商遗风，但关中张家坡、客省庄西周遗址都有殉人出土，西头遗址43具殉人的周族墓葬，更可以佐证西周早期并未废止人殉制度，伐商也不是因为怜悯人牲的“人道主义”。

归根结底，在上古时人的观念中，搞人祭和人殉，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事情，商人搞，周人也搞，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待上古之人。问题在于，商人规模搞得太大了，既得罪邻国又损失了本可以归商族使用的人力。周人与商人相比，确实人祭和人殉的规模要小得多，但主要原因不在于“人道主义”，而在于周人与商人传统不同，以及周人比较穷。

青铜器：民用与礼器

商族热衷于人祭，与宗教狂热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但人祭，而且还嗜酒如命，希望在酒精制造的幻觉里与天神、祖灵沟通，获得福报。而周人地处西陲，受到游牧文化影响，宗教不那么狂热。这两种传统的差别，我们可以放到世界史前史的背景里面去更深入地理解。

大约6000年前，西亚两河流域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之后青铜器技术逐步播撒各地。两河城邦战争频繁，许多商人受祭司委托组织军队，随即利用军队打破了祭司神权、王权合一的崇高地位，发展成神权、王权分离且互相制衡的模式，所以，两河流域的宗教狂热远不如神王合一的埃及，而在神权与王权的斗争的夹缝中，民权也生长得比较强大，受这种社会体系的影响，中亚以西的青铜器在武器之外，以民用工具为主。

青铜器技术抵达南俄米努辛斯克盆地后，逐渐出现了草原风格的“北方地区青铜器”。随着公元前3000纪后期气候逐渐变冷，农牧兼营的南俄史前文明开始向游牧民转变，其青铜器较重视动物雕像、青铜武器和青铜马具的铸造（即所谓斯基泰三要素），但是仍然保留了民用工具、饰品较多的西亚传统。游牧民族因为迁徙不常，无法经常举行宗教集会，也无法携带宗教重器，所以宗教热情较淡，制造宗教礼器的热情不是很高。

这种“北方地区青铜器”继续传播，广泛分布在“半月形地带”，即南起横断山脉，经青藏高原、祁连山、贺兰山、阴山直到大兴安岭，环绕中原的半月形山区地带。周族早期“窜于戎狄之间”，就跟这种游牧民性质的族群颇多交流，也间接地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于是也具有宗教热情不高的特点。

青铜器在中原出现之后，则被神权强大的萨满巫师利用。萨满巫师垄断了他们认为具有神力的金属青铜，不允许平民使用，他们把几乎所有的青铜都拿来铸造大型礼器，增强自己的神权，平民却只能长期使用石制的工具来生产和生活。到了商朝，商王严禁青铜器铸造技术外流，他们通过替其他部落占卜、赠送被视为有神力的青铜器，用神权获得诸多方国的效忠，建立起神权和王权一体、政教合一的萨满国家，热衷于人祭，跟后世的阿兹特克帝国颇为相似。

周制与秦制

周人跟商人交流以后，一度臣服于商朝，也受商朝影响，接受了人祭、人殉的仪式，不过毕竟不是自身固有传统，热情有限，所以杀人的规模比商朝要小。另一方面，周人社会不及商人复杂，手工业、商业都不如商朝，为了自存需要人力和财力，比较理性的周人会认为人祭是浪费人力，同时也认为商朝人那种酗酒是浪费粮食，所以，他们不但对人祭不热情，对酗酒也没有兴趣，主张禁酒的《尚书•酒诰》虽未必真是周公时代的作品，但确实体现了周族与商族对饮酒、祭祀的不同观念。

可见，周人缩小人祭、人殉的规模，减少人祭、人殉的次数，主要是因为本身无此传统，以及积蓄实力的需要，而不是“人道主义”。西周前期继承了商朝包括人祭、人殉在内的大部分仪式，虽然程度上有区别，也并不以为非，直到西周中后期，经过长时间的观念演变，才把人祭和人殉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

周人不那么重视宗教，而且为了将自己灭商的行为合法化，主张君主失德则上天会挑选有德者置换，周天子一方面缺少神权制约，一方面自己地位不够神圣，有不安全感，从很早就开始集权，到西周中后期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地方上，周王室派出宗室子弟对关东进行军事拓殖，因为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周人得以轻松战胜关东土著。在大部分封国中周人与商人合作压制关东土著，在农庄外建立封疆，把土著圈在里面强力管控，社会的活力明显降低，难以发展出复杂社会，导致礼崩乐坏后各强国灭国特别容易，被灭国的贵族沦为游士，又成为各强国国君集权的好帮手。

“周秦之变”之所以会发生，实是“周中有秦”之故，西周政治的运作方向，即使不经历春秋战国，最终也会向秦制迈进。

儒家从实际上并不算黄金时代的商周提取一些积极因素，构建出与近代社会若合符节的“三代之治”，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本事，将“三代之治”作为黄金时代的代名词以鞭策现实也未尝不可，但是从还原史实的角度，对商、周两朝都没有必要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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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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